办理股票配资 1951年，南京抓获一中统大特务，临刑前他却说：陈赓能证明我身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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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，一名国民党中统大特务在南京被抓获，在即将走上刑场之时，他突然对公安人员说道：“你们杀了我，会后悔的。”

“你是反革命，死有余辜。”

“我是老革命，我参加革命的时候，你们还穿着开裆裤呢。”

“谁能证明？”

“陈赓！”

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陈赓真的能证明他的身份吗？

1928年初夏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上海外滩江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酒馆的一个角落里，两个男子在低声交谈。

一个三十五六岁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身材魁梧。一个二十四五岁，身材瘦削，精明干练。两人显得很神秘，一边交谈，一边四处张望，担心有人听见。

交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，二人起身告别。小青年从兜里掏出一根黄灿灿的金条交给对方，对他说道：“这个先拿去用，以后一个月给你300大洋。”中年男子就是杨登瀛，小青年就是化名王庸的陈赓。

陈赓为何给对方金条，还说每月给对方300大洋？

要知道当时一个警察，月薪不过五六元，300大洋够一个警察局发薪水了。二人是如何认识的？陈赓为何要给他那么多钱？

如果杨登瀛真是革命者，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

杨登瀛是广东人，1893年出生香山县前山，家境优越。

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还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。这所大学是世界名校，从这里走出不少大人物。国民党元老宋教仁、廖仲恺，我党领袖陈独秀、李大钊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。

因为这段经历，回国后他回到上海，没少跟日本人打交道，主要是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。

杨登瀛是个进步青年，曾经参加过“五四运动”，以及"五卅"反帝斗争。他在上海人缘很好，跟国共两党的党员都有交往，包括上海总工会工人运动领导人顾顺章等，以及青帮头子杨剑虹。

这时候的杨登瀛对共产党并不熟悉，思想上更倾向国民党，还在1924年加入国民党。

直到1925年年底，一个叫陈养山的人出现，改变了杨登瀛的人生。陈养山是中共党员，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语。杨登瀛满腹经纶，又忧国忧民，陈养山敬佩的同时，产生一个念头：为何不把此人发展成我党党员？

产生这样的想法之后，陈养山便开始不断给对方看《中国青年》《语丝》《向导》等进步书刊。

杨登瀛的思想逐渐发生改变，开始研究马列主义，进而得出“社会主义最适合中国”的结论。

陈赓给杨登瀛金条又是怎么回事？

原来，在1928年初，杨登瀛遇到一个难题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采访股股长杨剑虹要他加入自己的组织。

这个调查科，其实就是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“中统”的前身，负责人是国民党大佬陈果夫、陈立夫。

收到邀请，杨登瀛非常为难。加入中统吧，那是为虎作伥；不加入吧，杨剑虹是自己的老乡，还是铁哥们，不好拒绝。

因此，他就让陈养山为自己拿主意。陈养山自己也不能做主，就向中共特科领导人周恩来汇报。

周恩来一听高兴极了：“我党正愁没有机会打入中统内部呢，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。”他转身对二科科长（情报科）陈赓说：“你亲自出马，争取让杨登瀛为我党服务。”

“记住，只要他愿意，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”周恩来说。

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，化名王庸的陈赓与杨登瀛秘密会面。会谈比较顺利，杨登瀛愿意为我党工作。但是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，对方也提出了两个条件。

“王先生，我到中统去是收集情报的，要想在那里站稳脚跟，必须能收集到共产党的情报。”

“杨先生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会不定时给你‘情报’，让你向上司交差。”

“还有，我搜集国民党的情报，是需要付出的，不建立朋友圈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”

“杨先生，经费的事我为你考虑了，保证不让你自己掏腰包。”陈赓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一根金条，“以后每月给你300元，作为活动经费。”

就这样，杨登瀛化名鲍君甫，加入中统，成为双料间谍。

当然，他搜集的我党“情报”，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莫非是过期的文件，或者是我党的报纸和杂志。

1930年，杨剑虹因内讧身亡，杨登瀛被中统负责人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，成为中统上海的实权人物。

杨登瀛以自己的高情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，赢得了上司信任，也跟英国、日本的外交人员，以及法租界巡捕房、上海青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成为上海滩手眼通天的人物。

这时候，杨登瀛也没有忘记初心，为我党做了大量工作。其中最值得称道的，莫过于揪出大叛徒白鑫。

1929年8月24日下午，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，我党的一场秘密会议正在举行，参会的都是我党大人物。

其中包括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、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、张际春。

他们刚刚坐稳，房门就被撞开。紧接着，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巡捕、包探已冲了进来。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被押上警车，锒铛入狱。

得知消息，周恩来神情严峻地说：“党内一定是出了叛徒，而且此人还不是小人物。”

“那么，这个叛徒会是谁呢？”特科三科（锄奸队）科长顾顺章问。

周恩来对陈赓说：“看来，该你走一趟了。”陈赓一听，立即会意，周恩来的意思是让自己找杨登瀛。如果内部出了叛徒，作为中统骨干的杨登瀛不会不知道。果然，杨登瀛告诉陈赓，是一个叫白鑫的告密了。

此人是中央军委秘书，他通过弟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。白鑫是黄埔四期生，跟林彪同窗，但是当时他比林彪职务要高，前途无量。

白鑫为何要叛变？原来，他的一个亲属是个叛徒，被彭湃下令枪毙。因此，白鑫怀恨在心……

周恩来闻听大怒，对顾顺章说：“不惜代价，营救澎湃，除掉叛徒！”

这时候，陈赓走了进来，对周恩来说：“据可靠消息，8月28日一早，彭湃等人要被侦缉队从小北门水仙庙的拘留所，转押到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。”

这个“可靠消息”，自然是来自杨登瀛。一般来说，卧底都是单线联系，陈赓在顾顺章面前是不会说出详情的。

周恩来得知后，立即安排劫囚车。可是敌人将计划提前，行动没有成功。8月30日，澎湃等人被敌人杀害。

周恩来听说后咬碎钢牙，下令尽快除掉叛徒。

杨登瀛再次向陈赓提供情报："白鑫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(今淮海中路)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住宅，他将于11月11日出国。"

获此消息，顾顺章和陈赓立即率领特科奔向霞飞路和合坊43号。

当天中午，白鑫走出范宅时，被特科队员击毙。

此后，我党更加信任杨登瀛，专门派两位同志与他联系。特科也如虎添翼，不但获得了大量机密情报，还成功除掉了多名叛徒。

1928年秋，因为叛徒告密，共产党地下机关7名同志正在某处开会，上海警备司令部被根据叛徒戴冰石告密，将他们抓捕。

杨登瀛随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告知陈赓，叛徒戴冰石几天后即被处死。

几个月之后，又一叛徒试图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李立三。

根据杨登瀛的情报，特科将叛徒枪决。

1929年2月，杨登瀛正在办公，突然走进一个中年男子。一进门就说：“我手里有中共内部机密文件，你们要不？”

“这时候人多，不安全，你留个联系方式，明天再来。”杨登瀛听了心里一惊，看左右无人，就悄悄说道，“我给你两根金条，看过情报后还会有重赏，可不能告诉第二个人。”随后，这个姓陈的叛徒被立即处死。

杨登瀛做出的最大贡献，是让周恩来脱险。

1930年5月，中统行动科长兴冲冲地对杨登瀛说：“周恩来这次跑不掉了。”此人是杨提拔的，所以对他没有隐瞒。

“不会吧，周恩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你怎么知道他行踪的？”

“一个姓黄的告的密。”

姓黄的，名叫黄第洪，1902年生，黄埔一期生。1927年，他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，1930年4月毕业回国。他鼠目寸光，很快便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。因此，黄第洪一回国就直奔南京，向蒋介石自首，并且说出了周恩来跟自己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

杨登瀛听了心急如焚，这时候估计周恩来已经出门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传递情报，他干脆直接打电话给陈赓说：“老大别去，路上有陷阱……”

陈赓放下电话，赶紧出门去追周恩来，结果化险为夷。那个出卖同志的黄弟洪，自然也被清除。

杨登瀛不但多次帮我党除掉叛徒，而且还不止一次营救过被捕的同志。

同年11月，中共中央委员、江苏省委常委，延安时期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被捕。受到陈赓委托，杨登瀛赶往巡捕房，在敌人没有确定信息之前，他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，将其救下。

1931年，中共中央委员、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，携带的文件也被搜去。

巡捕头目兰普逊不懂中文，让好友杨登瀛翻译，杨趁机将机密文件调包，毁灭掉了"罪证"，关向应因此转危为安。

杨登瀛虽然不是党员，但是为我党做出了杰出贡献，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称赞。就在他努力为党工作的时候，一场危机突然降临，他的身份暴露了。

1931年4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特科三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，他没有等敌人动刑就叛变了。

他虽然不知道杨登瀛的确切情况，但是也知道大概。中统经过分析之后，锁定杨登瀛，将其逮捕。

顾顺章叛变后，中统已经出了一个丑闻：大佬徐恩曾的老乡，机要组长钱壮飞，是我党卧底。因为他的泄密，顾顺章出卖的我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如周恩来等，在中统抓捕前安全转移。而钱壮飞也在泄密之后，不辞而别，踪迹全无。

蒋介石知道后，大骂徐恩曾用人不当。这时候，如果再坐实杨登瀛是共谍，那徐恩曾的乌纱帽怕是难以保住。因此，徐恩曾就决定大事化小，将杨登瀛释放，从中统调离，担任了反省院副院长的闲职。

从此之后，杨登瀛和我党失联，生活趋于平淡，没有立功，但也没有作恶。

1949年，国民党败退台湾，杨登瀛留了下来。两年后，因为是旧政府人员，还在中统担任过职务，杨登瀛被逮捕入狱。

起初，杨登瀛告诉工作人员，自己曾经为中共工作过。但是空口无凭，大家也不能相信。

“你说你认识周恩来，我还认识斯大林呢。”工作人员讥讽道。

见此情形，杨登瀛干脆不再辩解，保持沉默。因此，他被认为是罪有应得，被判处死刑。

到了行刑之前，杨登瀛突然觉得，这样死了太窝囊了。他鼓足勇气，再次申冤。工作人员一听，也觉得此人不像是瞎说，就跟陈赓进行联系。

得到证实之后，杨登瀛被无罪释放。在陈赓的关照下，杨登瀛每月还能得到100元生活补助费。

这对一个国民党旧人员来说，已经很难得了。后来，杨登瀛的历史问题再次被翻出，受到了不公对待。1969年12月19日，71岁的杨登瀛因病去世。

临死前，他突然睁开眼睛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断断续续地对家人说：“我不是特务，不是反革命啊……我算什么人，自己也不知道；但是我没有做坏事，周总理和陈赓将军是知道我的……”

1975年底，周恩来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，生命垂危。

弥留之际办理股票配资，他对总理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说到了杨登瀛：“他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，你们不要忘记”。